【豐城精神解讀系列文章之一】


 

重情重義:中國人崇尚的價值追求

熊天賜

 

“物華天寶,龍光射斗牛之墟;人杰地靈,徐孺下陳蕃之榻”。這一千古名句,不僅是對豐城人文地理的高度贊美,也是豐城歷史文化的一張閃亮名片,照亮四海九州。其中所蘊含的仁愛之情和浩然之義,是豐城人千百年來所崇尚的自覺修為和價值取向,是豐城人重情重義的真實寫照。

所謂“重情重義”并不是毫無原則的講友情、重義氣,為朋友“兩肋插刀”,而是在現有法律框架和道德準則的前提下,以他人利益為重,以他人需要為自己的需要,是大仁大義。這與其說是一種感情的體現,毋寧說是一種理性的升華,是為人處事的最高境界。重情重義的價值取向,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明的價值體系與價值追求,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體系高度契合。

中國人對情義有著格外的偏重,縱觀中華民族文化,情義是其中一條重要線索。沿著這條線索溯流直上,我們來看看先秦三位大儒——孔子、孟子、荀子是怎樣建構起情義思想的。

 

孔子奠定了儒家情義思想的基礎

 

孔子的情義觀奠定了儒家情義思想的基礎。孔子的思想以仁為核心,他釋仁為愛人,對仁的解釋是基于仁的情感內涵而言的,它之所以被作為經典引用,是因為它最能體現儒家思想的人本主義精神,體現了對人類價值和終極目標的深切關懷。在孔子看來,愛有以下幾個層次:

首先是親親之愛,親親之愛是愛人的基礎和前提,“親親”即指親近自己的親人,其中父母與子女間的“孝”和子女間的“悌”構成親親的最基礎部分,“孝悌也者,其為仁之本與! ”孝悌、親親不是仁的全部,但卻是仁的最基本的一部分。

其次,由親親之愛推及泛愛眾。“泛愛眾,而親仁”,仁愛雖然始于親,但不終于親,他所追求的是推己及人,由此而最終達到“博施于民而能濟眾”。孝悌是對親人的愛,而“泛愛眾”則是彰顯對廣大民眾之愛的普世情懷。為實現仁愛,孔子提倡對人要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,要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只有實現個人的理性的自覺,才能實現仁愛的社會。

有一回,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應該怎樣對待朋友,孔子說:“忠誠地勸導他,恰當地引導他,如果不聽也就罷了,不要自取其辱。”在人倫關系中,朋友交往講究的是一個“信”字,這是維系雙方關系的紐帶,也是對對方的一種承認和尊重。因此,孔子的仁本質上就是道德情感,也是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人本主義。

 

孟子達成了情感和理性的統一

 

孔子的人本主義經過不斷完善,到孟子這里終于達成情感與理性的統一。如果說,在孔子的哲學中,仁是一個普遍性的道德原則,義處于這一概念的統領之下,那么,孟子則在道德結構的建設中提升了義的地位,并將義與仁并舉。

在延續孔子對人深切關懷的基礎上,孟子提升了義的地位,主張仁義并舉,建立起道義的原則。仁義即情義,情義即情感與道義。可以說,孟子使情義的概念更加飽滿,在社會生活中擁有了相對應的具體內容。

孟子根據現實關系對于道德的結構進行了細致的劃分和對應,他認為:“父子有親,君臣有義,夫婦有別,長幼有序,朋友有信。”仁與義分別指向家與國、父子與君臣、情與理、自然與社會、親與賢,并且在結構上用內外、大小、先后、本末等表達出來,由此出現了仁義對舉。“仁”與人的自然情感和血緣之親相連,代表著仁愛、親愛的情感;而“義”則與人的理性自覺、社會義務互相蘊涵,代表著理性、理義的原則。孟子雖然肯定孔子所主張的“仁愛”思想,但更突出“義”的重要性,指出“生亦我所欲也,義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義者也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,凸現人的道德主體性和自覺性,建議人們加強自身修養,培養浩然之氣。

有一回,孟子的學生公孫丑曾問老師如何做內心修養的功夫,孟子說要養氣,那如何養氣呢?孟子答:“把義給參透了,再親身實踐,做到無愧于心,就算你做成了。”從此以后,集義成為儒家修養身心的一項重要功夫。繼承了孟子心學的王陽明也有類似的言論,陽明的學生陸澄問老師為何有人夜里怕鬼,陽明答:“因為他們平日里不做集義的功夫,不重視內心的磨煉,遇事多了,心境自然有了欠缺,所以才會擔心這些神神鬼鬼。”有一些保存較好的書院,至今還將其升堂講學處叫做“集義堂”或“集義齋”,也是強調義對人身心修養的重要作用。

 

荀子強調儒家情義思想的社會屬性

 

除了孔孟所說的道德倫理層面的情感,荀子進一步探討了情義的內涵與聯系,將人類的欲望、本能和理性納入情的范疇,并積極地回應如何處理好情與義的統一,強調情義互為節制,又相互保障,體現了自然人性與社會文明之間的動態性關聯。

荀子注意到,人與動物的不同而且優異于動物的地方,是人具有社會屬性。這種社會屬性的基礎就是建立社會等級,從事不同的社會分工,將社會協同為一個統一的整體,以面對自然、戰勝自然,這是制度社會維持良好社會關系的根本法則,也是人類從野蠻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象征。荀子對于“禮”的重申,既是對人的情欲的節制和約束,又是實現人的情義欲望的保障,它克服了人的內在沖突,實現了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和諧統一,體現了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動態關聯,進一步升華了“情義”的內涵。

儒家將“義”作為政治倫理道德的規范和君子人格中必備的品德,又適時適宜地賦予“義”具體而豐富的現實內容,使“義”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一個重要的范疇。“義”鮮明的政治倫理色彩和人格力量,對中國人的道德修養和國民性格產生了深遠影響,塑造了一批批忠臣孝子,“文質彬彬”“憂國憂民”的謙謙君子,培養了他們積極入世的擔當精神,釀造了中華民族古樸好義的豪放性格。對于俠義觀念的浸潤、孕育、鑄塑和培養“重情重義”精神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就整體而言,在儒學的社會文化理論系統里,情義是其基礎出發點,這一思想在歷史的動態演進過程中表現為從理論走向實踐、從空泛走向可操作的過程。情義可以上下其說,從上邊說,情義是統一的。從下邊說,情義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活動,出現在江湖、在市井、在家國,在一切人與人產生聯系的場景中。

站在傳統儒家文化的角度,情義思想并非空穴來風,而是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深厚的文化背景,是千百年來人們不斷探索完善的人性本能和社會責任的有機融合,是中國人特有的思想情感和獨特文化特質,是中華五千年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、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價值追求。

新時代的情義觀,賡續了傳統儒學情義思想,弘揚著偉大時代精神。它既包含了情深義重的人際關系,又體現了兼濟天下的家國情懷,延展為忠誠于黨、忠心為民的大情義。

做一個純粹的中國人,首先就要做一個重情重義的人。